编者按:
为讲好云南历史文化故事,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历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氛围,云岭先锋与云南省博物馆合作,特别推出“探源云南”主题策划,聚焦云南特色文物,讲述文物的发掘过程及背后的历史故事。
(资料图片)
“探源云南”主题策划系列报道之一
滇王之印:唤醒沉睡千年的古滇王国
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这是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古滇国的一段记载。
两千多年前,滇池沿岸曾有过一个文化璀璨、歌舞升平的古老王国,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滇”。然而,从公元前109年之后,滇国就销声匿迹了,在《史记》之后的史料中也几乎没有再被提及,成为了一个亘古之谜。甚至有人怀疑,古滇国到底有没有存在过?
直到一件国宝级珍贵文物的出土,这个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滇王国才逐渐“苏醒”。这就是“滇王之印”。它的发现,犹如一把钥匙彻底打开了人们对古滇国的探寻之门,也为世界考古带来了丰富的资料。
滇王之印(云南省博物馆供图)
寻找古滇国
位于滇池东岸的晋宁区上蒜镇石寨村,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包,这里就是石寨山。从远处眺望,石寨山酷似一条巨鲸横卧于滇池东岸,故名鲸鱼山。一次偶然的发现揭开了一段湮没数千年的记忆……
1953年的一天,一位古董商人带着一批特殊的青铜器找到了时任云南省博物馆调查征集部副主任的孙太初。这些青铜器的形制和花纹非常罕见,十分特别,在云南甚至是整个中国的青铜器历史上都不曾有相应的记载。孙太初决心找出这批青铜器的出处。然而,经过多方征询,他都未能知晓这些青铜器的出处。
一年多后,孙太初得知晋宁县梁王山附近曾发现过一些类似的青铜器。1954年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程去晋宁县做了一次调查。没想到,居然找到了青铜器的出土地点——石寨山。1955年3月,考古队在石寨山开始了第一次发掘。这次发掘出土了上百件青铜器,还有金臂甲、金珠子、玛瑙、绿松石等物件。
面对这些造型奇特却不知何时流传下来的青铜器,专家们也是毫无头绪。此时恰逢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出国访问,路过昆明时他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这些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
郭沫若仔细看着那些形制特别、制作精美的青铜器,沉默了半天,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开口问道“这些东西是不是古滇国的?”这一问让在场的考古学家们呆立片刻,等到反应过来后,他们都因这个大胆的设想感到振奋。正是郭沫若的疑问,让石寨山原本无目的性的发掘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寻找古滇国。
郑振铎当即拍板拨一笔专款给云南省博物馆,并配了一台经纬仪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希望能够帮助他们来寻找那个神秘的古滇王国。
“滇王之印”介绍
惊世的发现
从1956年开始,考古人员在石寨山开始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一天天色已晚,孙太初正带领着工作人员进行着一天的收尾工作,在清理第六号墓底的一堆漆器粉末时,一位工作人员突然发现泥土下藏着一件方形器物。现场所有人随之聚拢。
当沉睡千年的泥土被一点点剥掉,一件显露金光的器物慢慢露出来。是一枚王印!孙太初小心翼翼地将王印取出。
这枚王印没有用盒子或者锦囊装着,就是这么赤裸裸地放置在墓穴内。整个王印用纯金打造,虽历经2000多年,但仍保存完好。金印纽铸成蛇的形状,蛇头高高昂起,并略微偏向右侧,双目圆睁,身上的鳞片闪着金光,印文用白文篆书刻成“滇王之印”四字。整个金印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
孙太初捧着手里的金印,心里怦怦直跳,激动得手也有些颤抖。金印刚拿出地面,发掘现场立即一片沸腾。
“滇王之印”的发现,使一个王朝的存在得到了最有力的印证,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就此重见天日。之后,孙太初专门买来两条大鲤鱼开了一个庆祝宴,祝贺这一重大考古发现。
“滇王之印”出土的消息不胫而走,越传越离谱,有人说石寨山挖出了金娃娃,有的甚至说挖出金牛、金马。于是,四里八乡的人都赶来看热闹,连附近江川、澄江、昆阳、安宁等地的群众都蜂拥而至,平日罕有人到的石寨山,一下子成了游览参观的胜地,甚至卖豌豆粉、松瓜子的小商贩也来山上摆摊设点,一日上山数千人,摩肩接踵,犹如农村中的“赶街子”。
出土于晋宁区石寨山的“滇王之印”(云南省博物馆供图)
受印的滇王是谁?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这段记载讲述了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兵进入巴蜀消灭了劳深、靡莫两个小国,又进逼古滇国。滇王举国归附汉朝,汉武帝便在当地设立了益州郡,并铸造了滇王之印赐予滇王。
在“滇王之印”出土前,人们对这个云南滇池边的神秘古国的了解只限于这历史记载的百余字里。滇王之印的出土,使这个传说中的古滇国终于浮出水面。但得到金印的滇王究竟是谁呢?
公元前122年,汉使长途跋涉到达滇国,此时滇王叫做“尝羌”,这是《史记》中对滇王姓名的记载。有人曾认为受印的滇王就是尝羌。但云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丽明却有不同的看法。王丽明认为,从时间上来看,公元前122年到公元前109年之间相差14年,尝羌是否在位存疑。此外,《史记》中记载了“滇王离难西南夷”。“离”可解释为逃离,“难”意味滇王“亡”了,所以得到金印的滇王不是尝羌,而是另有其人。“按汉代玺印制度,诸侯王印并无蛇钮之制,传世的四夷王侯(即外臣王)及邑长之类的印章倒是有作蛇钮的,但为数极少,可见受印的滇王身份非常特殊”,王丽明说。
曾有学者因“滇王之印”的印文是凿制而非铸制,怀疑金印为滇人的仿制品。对此,王丽明认为,汉代诸侯王印及文职官印之印文均为铸成,只有部分军职官印因急于封拜而有凿文的。此金印印文为凿制,可能是由于西汉政府为封赐降汉的滇王而仓促制成的缘故。
无论如何,此金印的发现对确定晋宁石寨山墓地古墓群的年代和墓主“滇王”身份的推断,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证据,也使《史记》及两汉书所载滇国史事成为信史。
1959年的新中国考古十年成就展上,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就是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落成之时,这枚“滇王之印”金印作为极其重要的文物被调往北京。从此,这枚小小的金印就得以和许多国宝重器一起,成为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永久展出。
云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王丽明介绍“滇王之印”情况
探寻古滇“未完待续”
石寨山墓葬群在1955年至1996年之间先后经过5次考古发掘,清理了滇王及其亲族臣仆的墓葬86座,出土青铜器、陶器、玉石制品等珍贵文物5000余件(套)。2021年,石寨山古墓群被列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国家文物局还将该遗址列为全国“十四五”时期大遗址之一。
如今,距“滇王之印”发现60余年后,古滇国又有了重大发现。2022年9月,国家文物局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上通报了昆明市晋宁区河伯所遗址发现汉代建筑遗迹,出土大量封泥、简牍,为确定西汉益州郡郡治、古滇王国都邑提供了重要依据。出土滇国相印封泥的河伯所遗址,距离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葬群仅700余米。
“这次的发掘为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过程提供了更多的材料。”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说,这标志着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换言之,早在2000多年前,滇中地区就已经纳入中原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
王丽明认为,近70年考古发现显示,滇文化的核心区位于滇池盆地,但文化的辐射范围可达西南、岭南及南亚东南亚地区,从西汉中期武帝设置益州郡开始,这里从古至今一直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这也是云南如今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历史基础。
目前,在晋宁区石寨山,有关石寨山古墓群保护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在全力建设当中。据悉,今后这里将建设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造石寨山遗址复原展示、文物保护陈列及公众游览研学空间,以推进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品牌化。
但对于古滇国,仍有很多谜团待解。比如,古滇国文明如何起源?“滇人”来自哪里?王丽明说,古滇国青铜器上繁多复杂的人物形象,呈现出了古滇文化多元、开放的特点,这说明活跃于古滇国时期的并非单一的“滇人”。同时,多元的文化也推动了古滇青铜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古滇国留下的许多谜团还需要一代又一代考古科研工作者的努力,探寻古滇“未完待续”……
游客在云南省博物馆驻足参观
云岭先锋全媒体记者 袁海毅 邹鹏
责任编辑: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