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云南”主题策划系列报道之四十一
每个来到云南省博物馆的人，但凡在“开疆戍边——元明清时期的云南”展厅中看到这一顶名为“金镶红蓝宝石冠”的明代束发冠，一定难以忘记其奢华之色。根据出土史料和明代文学作品来看，明代男女皆可戴冠。明代金银冠在制作方法上，大量采用累丝、锤揲工艺，并镶嵌各色宝石，使其显得华贵雍容、富丽非凡。云南省博物馆藏的这顶金镶红蓝宝石冠，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堪称明代女冠中的精品。
(相关资料图)
在云南省博物馆展出的金镶红蓝宝石冠
20世纪60年代，呈贡的王家营还是距昆明东南20公里的一处高原，为昆明郊外的风景区。清雍正三年（1725年）《呈贡县志》载，明清时期，此处即有“龙山花坞”之称，明初为云南最高统治者沐英家族的庄田和营地，一直到清初，沐氏庄田才改属吴三桂。
1956年，当地农民在王家营原上的龙山东侧发现了一座墓，云南省文物工作队（1988年改名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员熊瑛去到现场，发现墓内随葬品已被取出，惟墓室尚完好，后收集回一部分器物，但原来位置已不清。到1963年底，当地农民又在此地陆续发现了五座墓，当时还在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工作的著名考古学家、博物馆学专家张增祺与同事杨天南等人前往清理发掘。
据该墓墓志和封土中的碑文得知，六座墓的其中三座系沐氏墓，两座为郭氏墓，另一座虽无明确记铭，但张增祺根据其墓室结构、位置及随葬品观察，判定也可能是郭氏墓。
在沐氏墓中出土了两个金冠，其中之一即为金镶红蓝宝石冠。金镶红蓝宝石冠出土于沐崧夫妇合葬墓，根据出土墓志可知，沐崧为黔宁昭靖王沐英六世孙，徐氏为明开国功臣徐达玄孙徐俌之女。从墓室考古发掘的清理报告来看，沐崧与妻子徐氏虽合葬一处，但墓室分离，中间相距10厘米。考古人员进行清理时发现沐崧墓已遭破坏，出土器物不多，所幸有这10厘米的距离，保护了徐氏墓的完整无缺，才让我们得见金冠真容。
云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段铃玲介绍，金冠高10.5厘米，呈椭圆形，冠身以薄金锤制，四周焊接多层云朵形饰片，并镶嵌有50余颗红、蓝、绿、白诸色宝石，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冠顶插有嵌满宝石的如意金簪，冠两侧各有两个小孔，用四支金簪插入冠内发髻之中以固定冠身，是明代女冠中的精品。
游客在云南省博物馆观赏金镶红蓝宝石冠
令人疑惑的是，关于徐氏的介绍却未见更多言语，难以形成完整的叙事。金冠无言，但至少可以让它的艺术语汇呈露出贵族女性生活中浮荡的一抹时代空气。段铃玲介绍，明代中晚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女子的装束打扮也因生活条件的改善发生了改变，妇女喜欢穿戴金银首饰，特别是对贵族、皇室仕女而言，金银饰品成为了必需品。明代女性头部主要饰品有䯼髻、挑心、分心、掩鬓、束发冠等，现存可见的多出土于帝王公侯陵墓，这些饰品在时代风格特征上予人的印象极深，其中束发冠的数量稀少、极为珍贵，但表现在品类上，却是花样翻新，千姿百态。
据了解，明代除中国的云南、辽东、新疆地区外，如今的泰国、斯里兰卡、印度、缅甸、菲律宾等国家都有宝石出产。从文献记载来看，多国曾进贡宝石，缅甸、斯里兰卡和印度更有中国人直接参与宝石取采或贸易的明确记录。由此可见，明代宝石产地来源多样。
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主任谷娴子撰写的文章《从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看明代宝石的使用与来源》中提到，明代所用宝石粒径大小不等。从出土实物来看，最小的宝石直径仅有约2毫米，最大的宝石为梁庄王墓出土的帽顶所嵌蓝宝石。明墓出土的宝石绝大多数为弧面型，可见随形，圆形、椭圆形、橄榄形等，个别雕刻成形，未见几何刻面。宝石表面虽经抛光，但是可见麻点、下凹和孔洞。天然凹陷处也未做仔细处理，个别脱落者可见底部为粗精平面。此外，宝石镶嵌工艺多见包镶，其次为爪镶，也有拴丝镶，或仅打孔后穿系固定。包镶的宝石下方或有棉花类垫衬物，并在宝石上再打孔穿线以加固，爪镶的宝石多见二、三或四爪，爪作长条状或小三角形。有时包镶、爪镶技法共用。
明代金器制作在沿用传统工艺基础上，借鉴其他手工制作业的技法，逐渐成熟的技法使精美的黄金造型与玉石珠宝等名贵物品融为一体，交相辉映，色彩缤纷。自郑和下西洋以来随着边境集市的开放，受社会奢侈风气影响，贵族们开始斥巨资搜寻全国各地的工匠为自己服务。对于这一点，段铃玲也特别提到，从金镶红蓝宝石冠可以看出此束发冠镶嵌的一个特点，即工匠们不对珠宝做特别细的加工，仅根据它原来的形状进行镶嵌。“所以，束发冠上的宝石形状是多样的。”
云岭先锋全媒体记者：谭江华 郝亚鑫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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