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源云南”主题策划系列报道之十五

当出土于湖北随州的曾侯乙编钟被称为古代“乐器之王”时，鲜有人知道在云南省博物馆二楼“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展厅里也陈列着一套铜编钟。因和“滇王金印”同墓出土，被称为“滇王编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滇王编钟（云南省博物馆供图）

这套铜编钟1套6件，尺寸各异，两面各铸4条蜿蜒的正面龙纹，反映了中国传统礼乐制度对滇国的影响。

与“滇王之印”同时出土

两千多年前，在彩云之南，有个失落的王国——滇国。在滇中地区（以滇池、抚仙湖为中心），曾经有过高度发达并让后人震惊的青铜文明。

云南省博物馆内展出的泥塑再现了滇人铸铜的场景

1956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昆明晋宁石寨山发现“滇王之印”。“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元封二年，滇王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是可信实录，证明了滇国在历史上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套铜编钟，因与“滇王之印”同墓出土，故名滇王编钟。

云南省博物馆文博馆员胡愚介绍，这套铜编钟1套6件，尺寸各异，各枚形制纹饰基本相同，最大者高42厘米，最小者高29.5厘米。钟体呈合瓦状，上宽下窄，器身顶端均有半圆环钮；两面各铸4条蜿蜒的正面龙纹，一拖尾，一卷尾，左右对称；钟平口，呈椭圆形，唇边饰云纹及绳纹，造型规整，纹饰华丽。

一套编钟一般由大小不同的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于钟架上，演奏方法是用丁字形的木槌和长形的棒敲打发音。编钟的发声原理是钟体小，音调就高，音量也小；钟体大，音调就低，音量也大。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照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在云南省博物馆展出的滇王编钟

胡愚说，铜钟在西周时期盛行于中原，战国时期以编钟、编磬组成的乐队规模盛大，到了汉代，钟、磬等乐器开始衰落。而滇国和中原地区不同，西汉晚期编钟仍在使用，直到东汉中期以后才逐渐销声匿迹。滇国发现的编钟数量为偶数，而中原一套编钟数量一般是奇数。

“为什么是偶数？目前的研究尚未有答案。”胡愚说，有意思的是，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的6件羊角钮钟，于1975年出土于楚雄万家坝M1号墓，也是形制相同，大小不同，素面，保存得相当完整。

中国传统礼乐制度对滇国的影响

许多考古资料表达了这么一个情境：铜鼓、环钮编钟与羊角钮钟成为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乐器的“三驾马车”，它们共同演绎了一段辉煌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滇王编钟，还是羊角钮钟，其钟口都采用了先秦编钟最常用的合瓦体。金正耀先生曾对著名的晚商大墓——妇好墓出土的91件青铜器进行过铅同位素比值测定，研究显示云南的青铜文化在此时期已经与中原的青铜文化有交流了。考古资料表明，大约在距今3800年前，云南已经出现了青铜器，而此时的中原已经步入青铜繁盛期。这个合瓦式的造型是古代云南人民独自创造，还是中原的舶来品？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推测：“滇西也许还不是它的原生地。”

云南省博物馆内展出的云南省青铜文化遗址分布图

实际上，在1956年石寨山6号墓的发掘过程中，还出土了大量的滇国重器——青铜贮贝器、玉衣、铜俑、金剑鞘、铜柄铁剑等，不仅显示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地位，每件文物也凝聚着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滇王编钟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滇王编钟反映了中国传统礼乐制度对滇国的影响。”云南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樊海涛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崇尚礼乐的国家，而编钟是最能反映中国礼乐文明演进过程的一类典型器物。古往今来，编钟的铸制与应用代代接连、源远流长，并且无可争议地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礼乐文化）的象征之一。

展现滇国与中原的文化融合

“滇王编钟钟面两侧各铸的四龙很讲究，均为两足三趾，有一足距，长耳，无角，圆睛，颊旁有髭须状物，龙身饰以条纹、点纹，近唇边一周装饰有卷云纹。”樊海涛说，纹饰明显带有汉文化风格，是滇文化与汉文化融合的产物。

滇人兼容并包，善于学习先进文化，早期龙纹属于一种装饰题材，被滇国贵族所采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成了滇王的专利，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

滇王编钟的局部特写

滇国的龙纹可分为两足、四足两大类，均无角，足有三趾，或带一足距，比较特殊的是常有作吐舌状的龙。两足、四足龙之间并无明显的传承取代关系，滇王编钟上的龙纹透露这样一个信息：在滇国，两足龙似乎比四足龙更受欢迎。古人常说龙蛇不分，所以有“龙蛇混杂”的成语，但在滇国，龙蛇各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概而言之，蛇文化多半是滇国土生土长的，而龙文化则属外来物品。

樊海涛说，有的学者提出滇文化中的龙是由蛇的形象演变而来，但我们应该注意到，滇文化中的龙的形象出现较晚，和蛇形象的出现年代相距极远。西汉中期以后，滇文化中的蛇的形象屡见不鲜，但龙纹始终只出现在滇国贵族的墓葬中，而且所见不多，所以滇国的蛇并没有自然地“演化”成龙，龙这种典型的中原文化产物应该是滇国从外来文化中所接受的。尤其在西汉王朝交通西南夷以后，它的演变更加明晰。

樊海涛认为，“汉习楼船”所带来的“新潮”文化在滇国流行一时，滇国贵族因追慕汉风而攀附龙纹，他们墓葬中所见的种种龙形图像，生动地展现了滇国上层社会对汉文化的追随脚步，滇王编钟就是典型代表。

游客在云南省博物馆参观滇王编钟

汉置益州郡之后，中央对滇国的控制日强，滇王及其贵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僭越”使用龙纹，所以滇国的龙形象只能昙花一现，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

云岭先锋全媒体记者：谭江华

（除署名外，图片均为记者郝亚鑫摄）

责任编辑：王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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